“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声名远扬的苏杭地区，有秀丽的山水风光，更有“人杰地灵”的历史佳话。汪大燮会长(1859—1929)就出生在这片热土，他是钱塘(今杭州)人，原名尧俞，字伯唐、伯棠，是著名的外交官，曾出任驻英公使、驻日公使、外交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堪称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以外交才干著称的会长。

　　以“赤子之心”，筹措国内救灾事宜

　　1859年，索尔费利诺之战在意大利爆发，“红十字运动之父”亨利·杜南进行力所能及的救护，红十字运动由此拉开序幕。也是在这一年，汪大燮出生，似乎预示着他与红十字的不解之缘。事实上，作为外交官的汪大燮，常与外国人打交道，也一直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正是这一机缘，1920年10月3日，大总统令“派汪大燮充中国红十字会正会长”。

　　汪大燮出任会长之时，也正是北方五省旱灾严重之际，他义不容辞地投入到赈灾行动中。

　　原来，入夏以来，黄河流域天干地燥，亢旱异常，直、鲁、豫、晋、秦5省发生“四十年未有之奇灾”，东起海岱，西达关陇，南至洛阳，北抵京畿，禾苗枯槁，赤地千里，灾民“统计亦不下三千余万人”，引起了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9月11日，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召集会议，协商救济灾民的办法，决定成立北五省灾区协济会，推举黎元洪、梁士诒为名誉会长，赵尔巽为会长，熊希龄、汪大燮为副会长，以金鱼胡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临时办公会所。9月28日，协济会再次召开会议，由汪大燮担任会议主席，就收养灾童、散放麦种、运粮赈灾、筹款募捐等事宜进行磋商。

　　民众热情高涨，救灾团体众多，进行必要的整合，才能发挥更大的赈济效能。10月3日，刚刚出任会长的汪大燮立即召集中国各救灾团体开会，决定成立“北方救灾总会”。紧接着，10月6日，救灾总会与万国（国际）救济会联合组织“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公推梁士诒为会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汪大燮、副会长蔡廷干为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的救灾活动纳入“救总”系统，可以形成“合力”。同时，中国红十字会派出救济队数队，分赴灾区，从事救济；还在北通州、保定、大名开办临时诊疗所，种痘防疫，救治病患。整个救灾行动中，红十字会筹集赈款超过8万元，功勋卓著，其中汪大燮发挥了重要作用。

　　闹“小脾气”，仍高票当选会长

　　北洋时期，军阀混战，灾害连连，作为人道救助团体，中国红十字会从未敢停下前行的脚步，战事救护，灾荒救助，忙碌而有成效。不过，管理方面，北京总会与上海总办事处并非对接得天衣无缝。对此，汪大燮希望能有所改变。

　　1922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因常议员任期已满，大会决定照章选举常议员。而汪大燮则参照政府颁布的有关条例，认为常议会应当设在总会所在地北京。为此，对于常议会提出的会员大会期间选举常议员一事，他开始闹起“小脾气”，不仅表示不满，还通电各地分会，打算阻止分会代表赴上海参会。对此，常议会援引1912年统一大会所定的设总办事处于上海、常议会设于总办事处所在地等规章制度，据理力争。当然，常议会就这一事件并未过份苛责汪大燮，向他提出质疑也只是希望他能就“是否蓄意变更本会性质，推翻向来办法，不复募捐，纯以官款收回官办”做出回复。其实，总会设于首都北京，总办事处设于上海，常议会设于总办事处，是1912年统一大会为化解京会、沪会矛盾做出的妥协，但管理上的“二元结构”，的确不利于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汪大燮力图改变，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历史遗留问题，“约定俗成”，他一时无能为力。

　　撇开常议会设于总会还是总办事处这一争议，汪大燮的个人能力和声望还是受到红十字人认可的。会员大会之后，鉴于会长任期已满，1922年7月8日，新一届常议会第二次会议仍选举汪大燮为正会长，共得票33票；蔡廷干为驻京副会长，得33票；杨晟为驻沪副会长，得26票。8月17日，大总统令，“派汪大燮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蔡廷干、杨晟为副会长。”汪大燮也表示，继续致力于红十字人道事业，“冀不负国家托付之专”。

　　以“博爱为怀”，完成首次大规模国际救援

　　以“稳健、机敏而著称”的外交家，汪大燮在外交领域威望卓著，声名远扬。作为会长，汪大燮也是尽心于红十字人道外交工作。如1921年3月3日，汪大燮设宴欢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凡尔纳，期待国际委员会给予中国红十字事业更多支持。6月，日本上议院议员、赤十字社副社长阪本氏来华调查日本赤十字社所捐10万日元赈款的用途，汪大燮盛情款待，以示欢迎，对日本赤十字社的人道援助表示感谢。1922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红十字国际大会在泰国曼谷召开，杨晟副会长、王培元医士出席。行前杨晟等人受邀赴京谒见汪大燮，商讨大会议题。汪大燮希望借此机会，加强与各国红十字会之间的联系，建立合作交流机制。

　　而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汪大燮任职会长期间，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总办事处率先垂范，分别派出救护队开赴日本，救助罹难的日本国民、旅日华侨。北京总会除派著名医师赴日外，还筹款两万交给日本公使汇交日本赤十字社，加上上海总办事处募集的善款以及西安分会会长杨鹤庆带去的万余元赈款，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日本大地震用款总数当在5万元左右。此次救援行动，彰显出了浓浓的人道情怀，获得日本各界的一致称赞和感激。这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后首次大规模国际人道救援行动，在中国乃至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红十字会派往日本的救护队）

　　汪大燮常说：“凡事要实事求是，做了再说”。他的一生不沽名钓誉，不唱高调，脚踏实地干实事。他任职红十字会长时间虽短（1924年3月任期届满），但参与红十字事业、救济国内外灾害的热情始终如一。